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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8章 竟陵王敬事佛牙（第1页）

话说在南朝宋文帝的元嘉十二年，被刘宋皇室和百姓称为“大禅师”

的印度高僧昙摩密多，在京师建康（今天的南京）的钟山上建起了一座寺院，叫做上定林寺。

钟山原有一座定林寺，昙摩密多认为那里地势太低，不占形胜，于是就在它的西边高处另外建造了上定林寺，原先的定林寺被叫做下定林寺。

昙摩密多声望极高，远近敬仰，信徒万里来集，定林寺也成为当时京师名寺。

昙摩密多在只洹寺译出《禅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等典籍，后者被天台宗列为经典。

昙摩密多推动佛教自河西走廊向江南传播，所至皆兴建寺院、培育僧团。

晚年协助会稽建寺，推动浙东佛教发展，圆寂后弟子定林达禅师承其法脉。

在刘宋国的元嘉十六年（439年），十六岁的法献和尚来到了京师的上定林寺。

法献俗姓徐，西海延水（青海海晏）人。

年轻的法献发誓今生一定要西行求法，瞻仰佛祖圣迹。

多年以后，法献和尚成为京师知名的高僧，他“博通经律，志业强悍”

，西行取经愿望更加强烈。

当时佛教五部律经已有四部传来东土，惟缺一部《迦叶维律》，精研戒律的法献深感不足。

刘宋元徽三年（475年），法献和尚自京师建康出发西行，梁朝的《高僧传》中说他“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柔然）”

，最后到达佛教东传的中转站于阗（今新疆和田）。

法献和尚原想跨越葱岭去天竺（印度），但是适逢栈道断绝，不能再走。

这时，与他交好的一位于阗僧人带法献来到一处密室，取出一只铜函（铜制的盒子）交给了法献和尚，说道：“此函有佛舍利，可将其带还南方，广作利益之事。”

并告诉他这个佛牙是从乌苌国（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地区）中得到的，历经了许多的艰难。

这令法献和尚大喜过望，他后来听见几个僧人在议论“乌苌国丢却佛牙，不知何国福德僧当获供养”

，更加是确认无疑了。

为此喜不自胜。

法献和尚虽然未能到达天竺（印度），但是收获仍然不小，《高僧传》中说他获得佛牙一枚，舍利子十五粒，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于是而还。

法献和尚回到京师的上定林寺后，将佛牙秘密收藏起来，私下供养，甚至连他的弟子都不知晓这个事情。

法献和尚只给灵根寺的高僧法颖一人看过佛牙舍利。

这个时候的南朝已经是萧齐政权，当今的皇帝萧赜信奉佛教，当朝的司徒（宰相）竟陵王萧子良更是以崇佛出名。

竟陵王萧子良精通经学、史学，尤喜佛典，与兄长文惠太子萧长懋并精佛法。

萧齐政权的永明年间，有文士集合于竟陵王左右，其中最着名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

。

萧子良在任司徒时，移居鸡笼山邸，常在邸园内操办各类斋戒，大集朝臣众僧。

一生奉戒极严，自名为“净住子”

。

何胤的学生钟岏进议曰“食蚶蛎不为食肉”

，遭到萧子良的怒斥。

范缜向来反感佛教，甚至反对佛教的因果论，萧子良也因为此事感到不满。

萧子良为政体恤百姓疾苦，遇有灾荒，则上奏朝廷宽减役税、开仓赈济，深受百姓拥护。

汤用彤赞叹说：“竟陵王者，乃一诚恳之宗教徒也。”

南齐时朝政昏乱，对人民的剥削十分残酷。

萧子良能够体恤民情，主张减轻赋役征发。

萧子良批判折钱纳税制度的弊端，指出：“诸赋税所应纳钱，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听随价准直，不必尽令送钱。”

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政策，“于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