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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第1页）

：上章已述及，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而文献中明确以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配合四方的记述，大概出现于战国。

《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学习古代官制时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这是指四方之夷，而《论语》中未出现“东夷”

、“南蛮”

等配有方位的民族称谓。

《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莅中国而抚四夷”

，仍是指四方之夷。

《孟子》中虽已出现“东夷”

、“南蛮”

等称谓，但在《孟子·尽心下》说：“君好仁，天下无故焉。

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征而西夷怨。

奚为后我！”

证实孟子所说“四夷”

仍是指四方之夷。

在上一章，已引述《管子·小匡》和《礼记·王制》中关于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及其习性、语言、衣服、器用等不同的记载。

《管子》为战国中晚叶齐人追叙，虽依据了管仲相主而霸的事迹与言论，但所指五方之民，方位整齐的观念，是战国中晚叶成书时对齐桓公霸业的概括。

《礼记》则是西汉中叶学者们依据先秦材料所作。

以上征引两书的记述，说明战国已出现的五方民族整齐配合的观念，到西汉得到了确立。

华夷五方配合，只是战国秦汉受华夷大一统思想支配而对五方各族的一种划分，无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只是对一方民族的统称，并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团。

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属同一族系，而且具体包括哪些地区的民族，随着时间推移，也有所不同。

本章仅能对先秦四周各民族按方位作一简要的概括，它们的苗裔则在秦汉及秦汉以下各篇章中有较详细的叙述。

第一节东夷

一、东夷的起源与分布

在本编前面有关章节已经述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

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

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

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

，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

，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

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

《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

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

实际上，“九”

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

《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

《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

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