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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近代史阎锡山的十三高干（第1页）

：阎锡山的“十三高干”

从日军侵晋之后到阎锡山集团在晋覆灭之前，阎锡山的“十三高干”

是山西社会颇多议论的一个话题。

现在对此作一介绍，不仅能使读者了解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一段重要史实，更能了解其中的不少历史内幕――

产生背景

“十三高干”

事实上是指同志会的高干委员会，它的产生是有背景的。

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

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并逐步侵占热河、冀东和察北六县，并通过其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宁夏、阿拉善旗、额尔济旗和太原等地的特务机关，扰乱后方，以配合日军向绥东进攻。

日本侵略的魔爪就要伸到山西来了，感受到此种威胁的阎锡山不得不高喊“自强救国”

，并写过“非自强无以抗日”

的话（未公开）。

面对如此严重形势，阎锡山想到1936年初红军为抗日从陕北渡过黄河东征到山西的凌厉攻势，想到蒋介石借红军东征之机派入山西五个师，在红军于同年五月撤回陕北之后蒋军仍赖着不走，他感到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都是自己的大敌，但他无力消灭任何一方，更不能同时与这三方面作对，只能在三者之间周旋，或在三者中至少与一方结盟，这样才利于自己的生存。

因而，他曾说：“今日华北的事，应找着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路，才能迈步。”

甚而又说，他在三者之间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

经反复考虑，他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从而初步形成了其联共、抗日、拥蒋的路线。

在阎锡山政治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认为日本打入中国本部，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力量，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过去的一部分敌人可以转化为自己的朋友，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为争取阎锡山抗日，红军主动回师陕北以后，派民主进步人士朱蕴山到太原向阎锡山进行疏通，1936年秋初，又派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彭雪枫来太原做争取阎锡山的工作，促使阎锡山提出“收复失地，固非当时之力所能胜，而守土抗战则为军人应尽之天职”

，从而确定了“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

。

尽管这不是彻底抗日的方针，但在蒋介石到处与日本妥协的情况下，总算一点进步，正像老同盟会员、进步人士续范亭所说：“我看见山西有了光明，虽然仅仅点出了一支土蜡烛，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学扑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儿光明，不肯他去了。”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36年春，阎锡山把他支持的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合并组成了自强救国同志会。

此会成立时，有人提出用抗日救国同盟会这个名称，阎锡山为怕刺激日本人未采纳。

该会的会长为阎锡山本人，副会长为省主席赵戴文，高级委员有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省建设厅长樊象离、省民政厅长邱仰浚、绥署军法处长王怀明、省财政厅长王平、绥署参事李冠洋，总干事为绥署秘书梁化之。

自强救国同志会虽已成立，因其成员情况复杂，其中有很多主张公道团的旧派人物，号召力差，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会内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开始酝酿建立新组织。

在主张公道团训练团担任指导团的杜任之等人，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

阎锡山得知后，惧怕刺激日本人，提出改抗日救国为牺牲救国，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戌伍胜、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进行研究，决定由他们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

该会以阎锡山为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刘岱峰为秘书，上面的主要发起人和李畅生、杨贞吉、崔道修等为执行委员，在1936年9月18日万人纪念“九?一八”

五周年大会上，大会主席张文昂宣布了牺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散发了《牺盟会成立宣言》、《大会告同胞书》。

同年10月；阎锡山根据郭挺一（名巨才）的推荐并受派遣赴北平请回共产党人薄一波领导山西救亡运动。

薄一波回来后，任牺盟会常务秘书，实际控制了牺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