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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帝国的巅峰与黄昏 乾隆的统治逻辑与时代镜像（第2页）

，实则通过祭祀孔子、拜谒明孝陵等活动，向汉人士绅展现"

华夏正统"

继承者的姿态。

在承德修建外八庙，将藏式、汉式建筑风格融合，如普陀宗乘之庙仿拉萨布达拉宫而建，成为多民族共处的象征。

这些举措巧妙化解了清朝作为"

异族政权"

的合法性危机，构建起"

多元一体"

的帝国意识形态。

三、武功的悖论：十全老人的军事迷思

乾隆晚年自封为"

十全老人"

，标榜"

十全武功"

：两次平定准噶尔（1755、1757）、平定大小和卓（1759）、两次金川之役（1747-1749、1771-1776）、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1787-1788）、缅甸之役（1765-1769）、安南之役（1788-1789）、两次廓尔喀之役（1788、1792）。

这些战争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边疆稳定，却也耗费巨大：仅两次金川之役就耗资7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朝两年财政收入。

特别是对缅甸、安南的战争，以"

天朝上国"

姿态强行干预邻国内政，最终以册封妥协告终，暴露出帝国军事扩张的实际局限。

军事制度的僵化在乾隆时期已显端倪。

八旗兵丁因长期脱离战阵，渐成"

提笼架鸟"

的寄生阶层；绿营兵则因装备落后、训练松弛，在镇压白莲教起义（1796年爆发）时已显疲态。

这种"

盛世武功"

的表象下，实则是传统军事体系难以应对近代化挑战的深层危机。

四、统治的困局：从闭关锁国到官僚腐败

乾隆统治后期，帝国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

1757年颁布的"

一口通商"

政策，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十三行，彻底关闭了中西交流的制度化通道。

这种自我封闭政策，使中国错失了吸收欧洲工业革命成果的良机。

与此同时，人口压力凸显：据《清实录》记载，1741年全国人口1.4亿，至1794年已达3.1亿，耕地增长无法匹配人口膨胀，导致流民激增，白莲教起义正是这种危机的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