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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前言2（第2页）

他不了解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他也没有接触到上层的政治活动。

用个形象的比喻，他的愤怒和控诉，正象俚曲中的“哭皇天”

，只要“皇天”

一睁眼，就会天下太平、史治清明、五谷丰登了，他的穷苦生活就有改变的希望了，至少可以变成稍微富裕的小康，不必为毕家老爷坐馆当“西宾”

了。

蒲松龄只能走到这一步，再往前就迈不开步了，需要接力的人。

十八世纪的小说家曹雪芹踏上了蒲松龄开辟的路，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

蒲松龄眼下的“盛世”

，到了曹雪芹的眼下就成了“末世”

，因此他不去“哭皇天”

，认为天也有缺陷，需要补。

但是，补天的石头还有一块没用完就补上了“天洞”

，结果呢，仍然不是好天，天下依然是“美中不足今方信”

，怎么办？干脆等它塌了吧，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曹雪芹走到这里也止步了。

这是“最后的问题”

，他以后的小说家回答不了，只好由历史来回答了。

科举制度毒害了知识分子几百年，小说史上有谁提出来反对过？相反的是在小说戏剧中充满着状元发迹的故事。

蒲松龄第一个提出来了，揭露了考场的种种黑暗弊端。

但是，他还没触及制度，只认为考场之弊误了人才，革除此弊，有的即可得中，他自己就老想得中。

他这种想法也是矛盾的，因为即使公正地得中的人，也并非真才。

吴敬梓比蒲松龄前进了一步，在《儒林外史》的一开头，就说这个制度定的不行，使知识分子连行为出处都不顾了，所以他笔下淋漓尽致的揭示了科举制造出的假名士的丑态。

吴敬梓也有才，但他看破了，无意于功名，洒脱得开，所以走得远。

曹雪芹就比他走得更远，认为凡热衷于此道者，皆为“国赋禄鬼之流”

，大有悬崖撒手的气魄，彻底看穿了连制造科举制度的那个社会也没出路，有才者又何所用？蒲松龄只能创造出灰心了的形象，吴、曹则创造出了摆脱此牢笼的人物形象。

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制度，是志同道合的挑战者。

再如，蒲松龄观察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可是他一旦想找解决的办法就陷入窘境，连多妻制也想来调和，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他当然也有更理想的人物，但那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以花妖鬼狐的形象出现。

吴敬梓则不仅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还敢写杜少卿拉着老相好的手游山玩水，放达多了。

他自己的行为也狂放不羁，比蒲松龄更少受约束。

曹雪芹不仅在理论上大胆地向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挑战，歌颂女子比男子钟灵毓秀，而且更创造出了现实生活中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男女青年的典型形象。

封建礼教帷幕被他们逐渐撕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