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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墀和毕沅、毕泷兄弟的钤印题跋我都在照片上见过,知道戴鹤轩这个传承的次序所言不虚。
戴鹤轩说到这里,语气稍微停顿了一下:“戴熙当晚回来,神『色』有些古怪。
他儿子戴以恒也是位丹青名家,问他有没有看到《清明上河图》。
戴熙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张择端灿然杰作,惜乎不全。
’”
我和『药』不然听到这一句,齐声问道:“什么惜乎不全?”
戴鹤轩又慢慢呷了一口茶,扫了我们一眼:“自然是惜乎《清明上河图》画卷不全。
故宫所藏,只是残本,缺了一截,故而我家先祖有此一叹。”
这一句话说出来,我顿时觉得脑袋一晕,觉得脑子被极多的信息量一下子冲垮了。
先前我也想过《清明上河图》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比如画风、用笔、运墨或者某一处细节隐藏着暗号什么的,却从来没想过,流传了这么多年的名画,居然不是全本?!
我飞快地在脑海里回想它的相关数据,故宫本的《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厘米,绢本,两侧都被仔细装裱过,看不出有残缺截断的痕迹。
历代笔记着述里,也从未提及它是残卷,戴熙这个观点,可真有点石破天惊。
“那么,戴熙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凭据吗?”
我问。
戴鹤轩摇摇头:“戴以恒当时也是这么问的,可是戴熙却没回答,反而把他喝退。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清明上河图》是天子亲自收录进《石渠宝笈三编》的珍品,谁敢多嘴非议?他说短了一截,万一让皇帝听见,让他去把画补全,那可怎么办?”
这倒是真的,道光朝的文字狱虽没有乾隆朝那么严厉,但这些文人早被杀没了胆魄,噤若寒蝉,哪敢胡『乱』说话。
戴鹤轩继续道:“当天晚上,戴熙独自一个人在书房写了幅字帖,写完以后,便把它收藏起来,从不公开示人——对了,就是跟他另外一件珍藏大齐通宝搁在一起。”
我有些不甘心:“那幅字帖里写的什么?有没有提到《清明上河图》的残本?”
“都说了从不公开示人了,别说外人,连他儿子戴以恒都没看见过。
戴以恒在他的《醉苏斋笔记》里特意写了这段轶事,说他父亲把这副字帖藏得很紧,还告诫家里人说,除非《清明上河图》真相得白,才许戴家后世子孙公开此帖。
戴以恒推测,自己父亲可能曾亲眼见过《清明上河图》的残本,与故宫本进行对照后,终于确定真本不全。
戴熙是一位丹青名家,他发现这等秘密又不敢说,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便把这个发现写在字帖里,留待后证。”
我大概能猜到戴熙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文人小心思——胆小怕事,却又爱惜自己名声。
他写了字帖秘而不发,等到别人站出来证明《清明上河图》确实是残本,戴家子孙便可以公开此帖,证明戴熙才是这个秘密的第一发现人,既安全又青史留名。
戴鹤轩又道:“戴熙后来回到杭州养老,没想到闹起太平天国。
他被迫投水自尽,大齐通宝从此消失,和大齐通宝搁在一起的字帖,也同时失踪,再无踪迹。
好在这段故事因为被戴以恒写进笔记里,得以流传下来,我们戴家的人都知道。
1951年国家鉴定《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参加鉴定组,忽然想到了戴熙的这个典故。
不过那个时候政治气候特殊,我不敢『乱』发表意见,残本一说,我只跟鉴定组的组长郑振铎先生略微提及过,可惜证据不足,他未能尽信,没有正式提出讨论。
等到真本的鉴定结果一出来,我待在那里也失去了意义,便找个借口回南京了。”
“残本之说,刘一鸣也不知道吗?”
“我没跟他提过,不过以他的嗅觉,肯定隐隐觉察到我戴家和《清明上河图》之间有什么渊源——不然他现在也不会专程把你派来找我,对不对?”
说到这里,戴鹤轩从怀里掏出那枚大齐通宝,让它在指头之间来回滚动,“黄克武把这枚铜钱送还给我,除了示好,恐怕还有提示我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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